近十年來，我基本上不再買書了，一則沒地方放，再則沒時間讀。但2009年中華書局的《近代藏書三十家》剛剛出版不久，我就去北大一個書店買了一冊。其實，這書我早就讀過原版的，覺得興味盎然，非常有意思。所以，這次引進臺版，又勾起了我自購的興趣，再讀之后，還做了一些筆記，以表敬意。而南京圖書館沈燮元先生，也曾幾次跟我說起此書，贊許有加。我對這書的作者蘇精一直非常關注，希望他在這方面的新作，不斷涌現，以饜眾想。但看他在新版的后記中說，他的興趣已經轉移至傳教士，不禁感覺有些失落。也因此之故，對他的其他著作一直沒有關心過。
 

　　近因工作所需，得友人一瓻之借，讀到了蘇精先生的《鑄以代刻》，才發覺原來他的新作依舊精彩紛呈，令人忘倦，不僅完全可以彌補作者不再從事藏書家研究這一領域的遺憾，還能持續予人以新知。衰年變法，而又如蛹化蠶，實在是難得一見的學術先鋒，令人景仰不已。
 

　　石印才是真正危險的殺手
 

　　《鑄以代刻》其實是一部論文集，不過主題非常集中，完夠自給自足。綜而論之，就是講述了墨海書館、英華書館和美華書館這三家在中國近代出版*舉足輕重的機構的前世今生，勾勒了傳教士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活字印刷，對傳統中國的雕版事業所形成的顛覆性的變局——其中一以貫之的論點，就是本書的題目：鑄以代刻。
 

　　從結局上來說，這一觀點顯然毫無問題，但事實上，格于本書的研究重點所限，書中甚少涉及的石印，才是在十九世紀后半葉對雕版印刷構成真正危險的殺手，而非書中所述的中文活字印刷。從道光初年(1826)石印術傳入中國，到民國晚期基本上退出出版領域，這百年左右，石印對傳統的雕版，幾乎形成壓倒性優勢，其中的關鍵，正如楊麗瑩博士在新著《清末民初的石印術與石印本研究：以上海地區為中心》中總結的那樣：
 

　　一，無論照相石印，還是手寫石印，都與傳統雕版印刷出版物有許多相似之處，它對中國人的閱讀習慣沒有發生大的影響；二，石印技術是一種適合小規模生產的印刷技術。我國原有的雕版印刷業本身就是規模較小的手工業，所以容易轉型；因此，沒有對原有的民間書業產生巨大的沖擊。三，在鉛印技術尚未取得突破，工業化程度不高的時期，石印技術快速簡便的特點，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對各類書籍出版的需求，包括對傳統典籍重印和新學書籍出版的需求。
 

　　只是，民國中期以來，因鉛印等更加便捷的現代印刷手段的發明與引進，廣義的“鑄以代刻”才真正成為現實。從這個層面上來說，蘇先生這個標題，是有些以果代因了。
 

　　西式中文活字印刷*
 

　　從明末的耶穌會士入華開始，傳教士除了口頭宣講福音之外，還有四大輔助手段，即印刷出版、醫藥治療、學校教育及慈善救濟。當時的天主教士大都接受以傳統的中國雕版印刷，作為其傳教或宣傳知識的方法。與此同時，在東南亞一帶向華僑傳教的教士，也采用了木刻這一技術，如菲律賓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所刊行的高母羨(P. Juan Cobo，1546-1592)《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》(Pien-Cheng-Chiao Chen-Ch’uan Shih Lu，1593，馬德里國家圖書館藏)、《天主教理》(Do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,1593，梵蒂岡圖書館藏)和佚名撰《天主教理》(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 tagala，1593，美國國會圖書館藏)等。
 

　　這一傳統，直至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倫敦會的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，1782-1834)時，仍然被遵循不悖——他的二十一種中文著作中，有十九種都是由雕版印刷的。但嘉慶以來，因教案逐漸增多，朝廷對傳教嚴加控制，使得馬禮遜處境唯艱，雕版印刷對他和他的傳教同道而言，不僅在技術上，而且在成本上，都越來越難以承受。正是基于這一點，馬禮遜開始嘗試引進西方的印刷術，來繼續其傳教事業。事實上，馬禮遜不僅嘗試采用了西法鑄造中文活字，中國內地臺石印機器，也是由他引進的。
 

　　石印技術在馬禮遜的繼承人麥都思(Walter Henry Medhurst，1796-1857)手中得以發揚光大，在巴達維亞(Batavia)印刷所時期，麥都思甚至發明了將活字與石印合二為一的印刷方式。但是，由于當時手工寫樣的石印術較為落后，墨海書館搬遷到上海之后，又缺乏石印所需的印石與油墨，終倫敦會在上海的印刷所終并未采用石印這一技術。